中國制造的四十年暗線:破繭、假貨、革新

摘要:創新來源于知識產權保護,一個尊重知識產權的環境,才是中國制造業騰飛的基石。

2003年,臺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手機芯片技術,將芯片與軟件平臺整合在一起,推出了具備通信基帶、藍牙、攝像頭等模塊的一整套手機解決方案。甫一推出,深圳的華強北就成為了這種“保姆式“解決方案的最大受益者,"山寨機"一鳴驚人。

適逢國產手機快速崛起的時期,低成本的MTK平臺迅速成為山寨機的首選,而華強北恰好擁有電子元器件到模具廠等最為齊備的產業鏈,兩者可謂天作之合,直接把做手機的難度拉到了攤煎餅的水平。隨著八個喇叭的三卡三待手機迅速鋪開,華強北也迎來黃金時代。

鼎盛時期,華強北的一個鋪面動輒兩三萬元的租金,一米柜臺造就億萬富翁的傳說不斷上演。聯發科也順手拿了個“山寨機之父”的頭銜,可謂與有榮焉,也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。一鋪難求的繁榮景象貫穿了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,直到iPhone殺入手機市場。

2013年,諾基亞帝國分崩離析,曾經人聲鼎沸的華強北也宣布封路改造。兩年后,東莞手機代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,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,他在絕筆信里寫道,“愿賭服輸,我輸了”。在他身后,山寨王國走向了終局。

華強北崛起到坍塌的掠影并非孤例,假冒、廉價、山寨幾乎伴隨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。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,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,就會把質量提升作為國家戰略來布局。但在這背后,卻是一條漫長而波折的打假之路。

莆田的嘆息

1998年,金融危機爆發,重創東南亞的同時,也波及了年輕的中國制造業。

福建晉江和莆田山區里的名牌運動鞋代工廠,一下子失去了海外訂單,眾多身負巨額債務的老板紛紛跑路,拋下了廠房、生產線、原材料,以及數以萬計需要養家糊口的制鞋工人。

晉江的鞋廠痛定思痛,決定自創品牌。當時還是一家小作坊的安踏,年利潤只有區區300萬,老板丁世忠直接拿出了80萬,請了奧運會乒乓球冠軍孔令輝做代言人,在央視體育頻道上喊出“我選擇,我喜歡”。安踏品牌一夜之間聞名全國,年銷量從2000萬增長到2億,從此走上了名牌國貨之路。

當晉江的安踏選擇自己做品牌的時候,莆田的鞋廠卻選擇了另一條路:生產名牌高仿鞋。

對莆田的工人們來說,已經做了十幾年代工,現在轉做仿制不是大問題。運動鞋本身是高度標準化工業化的產品,而莆田的材料、設備、技術都是現成的,還因為不用納稅,能買到更便宜的材料。而且,當時即使被海關抓到,也只會沒收、罰款,不會入刑。很快,莆田的假鞋廠如雨后春筍般地冒出了上千家。

莆田的運動鞋代工廠  圖源網絡

一雙正品的耐克鞋,成本兩三百,但售價動輒上千元,這種價格落差給了莆田的同款高仿鞋巨大的定價區間,足以同時讓自己賺錢、讓消費者買得起。因此有人戲稱,“國內10雙假鞋9雙來自莆田,全球3雙耐克就有1雙是莆田制造”,是莆田“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”。

易生產、高收益、低風險,假鞋讓莆田人迅速致富。每逢春節,莆田的馬路就會被各種豪車占滿,每張餐桌上必配一盆鮑魚、一只穿山甲[1]。在這種環境下,本有機會從事其他職業的年輕人,經過長期耳濡目染,也加入了假鞋產業。

在莆田,距離假鞋銷售中心安福市場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莆田學院。這里的很多學生都在白天上課、晚上發貨,畢業以后也開網店賣假鞋,因此莆田學院也被稱為“阿冒學院”。

更有甚者,本來已經出國留學了,還是回莆田賣假鞋。有媒體曾經拍過一部莆田鞋的紀錄片[2],片中的主角是一名賣莆田鞋的商人,原本是在英國學醫的留學生,在留學過程中開始賣假鞋。

當時,他會先上社交網站 Reddit查看最新的潮流動向,然后向鞋廠拿貨。拿到貨后,再通過在社交軟件上發布廣告賣出去。

光是做假鞋分銷商就利潤驚人。他一天可以向全世界的賣家賣出120雙鞋,月入10萬美元,比起長年學醫、負債累累的同學,簡直爽太多。因此畢業后他“棄醫從假”,專職賣假鞋。

在國內,莆田假鞋也駛入了互聯網的快車道,在世紀初與電商平臺共生共榮,形成了一條“線下制假、線上售假”的龐大產業鏈。在電商平臺相繼提高打假強度后,莆田假鞋又帶著面膜兄弟轉戰社交媒體,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喜提賓利的神話。

與華強北的升騰和隕落不同,不管真鞋假鞋,其實都沒有太多科技含量,很難像華強北一樣,在技術迭代的過程中發生從山寨之都向硬件之都的大轉型。因此,莆田雖然有數以千計的鞋廠,卻迄今沒有一個大眾熟知的自主品牌、沒有一家上市公司。而這種隱蔽在角落里的線下制假產業鏈,又恰恰是最難啃的一塊骨頭。

正如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的描述,“關閉100個線上假貨店鋪,不如在線下端掉1個制售假窩點。”

但相當長的時間里,在線上打假被用爛了的大數據和AI,卻在線下捉襟見肘。蓋因線下的制假窩點不依附于任何一家平臺,星羅棋布于全國各地,就連政策的制定者,也被這塊冰山之下的無人區困住手腳。

職業打假的末路

2002年4月,山東青島的“職業打假人”臧家平在北京購買了幾盒假冒的“藏汴寶”,并向假藥生產商——一家陜西的保健品廠提出賠償要求,順利獲得了1萬元補償。

作為青島市公安局治安隊檢測中心的曾經一員,臧家平的名字在制假圈家喻戶曉。1996年,臧家平就曾購買過100節假冒的日立充電電池,為了賠償打了場官司;兩年后,他又帶頭發起了一次打擊假藥淋必治的浩大行動,一時聲名鵲起。

在“藏汴寶”上嘗到甜頭后,臧家平又找到了藥品生產商,請求由他來打假,費用自己出,賠償對半分。師出有名的臧家平再次找到生產假藥的保健品廠,稱自己的筆記本電腦中有一篇對保健品廠不利的文章。一翻斡旋之后,廠商花4萬元買下了臧家平手中的假藥,再掏3.5萬元購買他那臺市場價只有7500元的電腦。

不久后,廠商專程來北京,將7.5萬元送到了臧家平手里,只不過跟著廠家一起來的還有北京警方。一年后,臧家平出現在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的被告席上,以犯敲詐勒索罪被判刑三年。

這起案件在打假圈引發軒然大波,同一時期,職業打假人身上的光環也開始褪色。不單單是公眾,中國的公權機構對于打假人的“知假買假”也存在多次反復,這種情形,在中國的法制史上極為罕見。

出臺于1993年10月的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,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打假人手中的尚方寶劍。1995年春天,22歲的王海陪弟弟來北京考試,在一家小書店無意間翻閱到了這本法律條文,緊接著,他買了12副索尼耳機,并依據消法第49條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,“打假第一人”由此走進公眾視野。

那年冬天,迅速躥紅的王海應邀參加中消協組織的座談會,會場上的政府官員、法律專家和工廠老板激烈爭論著:王海是打假英雄還是刁民?是新型消費者還是在鉆法律的空子?這也成了之后十多年困擾整個中國法律界的問題:職業打假人到底算不算消費者?

2001年,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唐德華在國家法官學院的一次培訓中稱,“知假買假,從中牟利,這種打假是假打,不應獲得雙倍賠償。而兩年后,臧家平被判敲詐勒索。

這期間,王海因為“津成事件“一度傳出精神失常的消息,開起打假公司的劉殿林,手下的調查員被造假工廠打進了醫院,一位名叫黃立榮的律師受雇于打假公司,結果被暴打致死棄尸街頭。

為避免被報復,王海常年帶著墨鏡  圖源網絡

與之伴隨的是公權機關對打假者態度的不斷反復:臧家平入獄一年后,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頒布文件,稱不支持消費者“知假買假”,久而久之,不支持營利性打假逐漸成為共識,而曾經翻云覆雨的打假人,在經歷了諸多浮沉之后也已銷聲匿跡。

而在法律的爭論之外,一度茁壯成長的職業打假群體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假貨的生存空間,反而成為了一個與假貨亦敵亦友的龐大產業。打假第一人王海就曾毫不掩飾的稱,自己打假是為了凈化市場,也是為了賺錢。隨著新廣告法實施,職業打假人的矛頭又從假貨變成了宣傳廣告,而不是商品質量問題。

以深圳為例,在最高院出臺司法解釋后的4年里,職業打假人的投訴舉報占比幾近95%,而這其中近75%都是標簽標示類投訴,一些打假團隊接著互聯網跨時空打假,投訴量動輒近千件,往往真正的造假巨頭毫發無損,用了“一流”、“獨家”等絕對性用語的賣家倉促躺槍。

2019年12月,創造了王海的那部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》誕生26年后,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正式出臺新規:關閉“職業索賠”投訴之門,職業打假終被掃進了歷史的塵埃中。

但真正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被解決。

打假的真相與未來

中美入世談判期間,中方首席談判代表佟志廣曾買到過一箱假冒美國品牌的桔子,美國正牌叫“Sunkist”,中國假貨叫“Sunkists”。后來寫回憶錄,佟志廣想起來還是覺得氣,“你是想給那些馬虎人打個馬虎眼,說這是美國貨,何必呢!”

說20年前,稚嫩的“中國制造”還需要仿冒洋品牌來給自己做背書,那么20年后的今天,假貨已然成了中國制造業面前的絆腳石,“康帥傅”、“六禾核桃”挨個登場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制假群體遠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強大,打假形勢也遠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嚴峻復雜。

2017年7月,莆田警方在阿里的技術協助下,破獲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。售假團伙用twitter和YouTube引流,用海外版微信和買主溝通,交易直接以美元結算,反偵察手段和經驗跟好萊塢電影比只高不低。

制假售假手段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,也是阿里巴巴在打假道路上不斷成長的過程,從與奢侈品集團鬧不愉快、到被國際反假貨聯盟除名,到重新被接納,被國際主流認可,也是一段充滿波折的探索之路。

阿里的全方位打假始于2010年,那年淘寶年會上,馬云代表深受假貨困擾的阿里說了一句,“如果關閉淘寶可以取締假貨,今晚就把淘寶關了。“

馬云的表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打假事業在當時的尷尬窘境:公權部門起到的作用大多是事后處理,在事前監察上捉襟見肘;對企業來說,花大成本打假,往往打了一個又冒出來十個,得不償失;靠消費者投訴舉報,不僅流程繁瑣、對假貨的震懾也是杯水車薪。

2015年年底,在前期探索的基礎上,阿里巴巴成立了為打假而生的平臺治理部。按照馬云的說法,這個部門“預算無上限、進人無上限”。

之后,本著“不能單干”的口號,阿里開始聯手公權部門深入線下打擊制假售假窩點。2017年新年伊始,阿里再度宣布,和LV、施華洛世奇、華為等20多家品牌聯手建立打假聯盟,利用互聯網技術打擊假冒產品。目前,這個聯盟已經囊括了茅臺、蘋果等全球170個知名品牌權利人。

根據阿里發布的2019最新打假年報數據,在剛剛過去一年,96%的疑似侵權鏈接一上線就會被封殺,96%的知產權投訴在24小時內即被處理。同時,阿里聯手圍剿假貨源頭的區縣執法機關從2018年的227個增至439個,一年新增93%,協助抓獲的制售假犯罪嫌疑人從2018年的1953人增至4125人,一年上漲111%。

2020年開年,阿里巴巴正式對外發布了“打假無疆”平臺,消費者可以在阿里系APP內對線下假冒品牌權利人的可疑店鋪發起舉報,每次成功舉報均可獲得公益時并兌換相應激勵。這意味著阿里巴巴開始觸及中國打假歷史上最復雜的問題:如何有效打擊星羅棋布于全國各地線下假店假貨?如何讓消費者參與其中,又不讓他們變成逐利的職業打假人?

消費者通過支付寶或淘寶搜3小時公益,即可在“打假無疆”平臺發起舉報  圖源網絡 

舉例來說,如果消費者在線下發現冒牌的五糧液零售網點,就可以直接通過支付寶或淘寶中的“打假無疆”平臺舉報。反之,正牌的銷售點也會在高德地圖、天貓小店等上面有特別標注,防止消費者受騙。

這是一種純公益的新型打假模式。消費者每一次的成功舉報將換來“3小時公益”平臺的公益時激勵。“人人為我,我為人人”,消費者通過舉報在保障自己權益的同時,也在為社會公共利益作出一份貢獻。

過去,線下打假魚龍混雜、亂象叢生的情況遲遲不能改善,導致線上治理的再好,也會被線下所侵蝕。而在馬云喊出“今晚關淘寶”的第十個年頭,阿里通過自身的漫長實踐,結束了線上與線下打假長期以來的割裂情況,也為中國的打假事業趟出了一個新格局。

在這個平臺下,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各司其職:消費者檢舉、品牌方核驗、行政執法機關查出,阿里則用技術的力量貫穿其間,扮演者一個”超級信息渠道”的角色。

可以預見的是,“打假無疆”會在未來逐漸重構中國線上線下一體化打假格局。而通過公益的方式,它又成功撬動全中國的消費參與到線下打假當中。欣慰的是,這個純公益的平臺,從出廠設置那一刻起,就阻斷了職業打假人的索賠之路。

佟志廣在回憶錄里,講完了冒牌桔子的故事,他總結說,“(當年)我們確實是傾向于保守,傾向于被動,我們的創新精神總是不夠,模仿精神倒很強”。

創新來源于知識產權保護,一個尊重知識產權的環境,才是中國制造業騰飛的基石。

從華強北山寨王國的起落浮沉,莆田假鞋的遍地開花,到職業打假人的窮途末路,打假無疆的橫空出世,這一幕幕勾勒出中國四十年來制假與打假相互交織的歷史脈絡。而脈絡背后,是中國制造業從無到有、從有到強的必經之路。

決定這條路走要多遠的,是科學、嚴密與高效的模式和體系,是身處其間的每一個平臺、每一家生產商和每一個消費者。希望有一天,佟志廣買桔子的經歷會成為一個單純的段子,“康帥傅”、“六禾核桃”也會成為往事。

愿天下無假。

參考材料:

[1]《莆田的“叛徒”》,《GQ》

[2]VICE莆田鞋紀錄片,VICE

[3] 王海這十年,人民網

[4] 美國眾議院震驚:美國公司打擊假貨遠不如中國的阿里巴巴,環球時報

[5] 禁止抑或限制——知假買假行為規制研究,法學評論

[6] 職業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為的司法認定,法律適用

文 | 財經戴老板   文/姚書恒 黃主任  數據支持/遠川研究
本文為 品途商業評論(http://www.gvcpai.icu)原創作品,作者: 品途深度,責編:邢通。歡迎轉載,轉載請注明原文出處: 。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,不代表品途商業評論觀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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